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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毓山

来源:【诉智教育】校园文化建设/顶层设计/系统规划/整体打造/分步实施/逐步成型 / 时间:2014-08-07 11:18 / 点击: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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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叶毓山,男,又名叶玉山。四川德阳人。擅雕塑。195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。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生班。历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、教授。作品有《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》等。《歌乐山烈士纪念碑》获全国城市雕塑最佳作品奖,《杜甫》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牌奖。1962年完成第一座雕塑《毛主席全身雕像》以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,共有一百多座著名雕塑问世,分别摆放在北京、上海、四川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广州、湖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新疆、长春、黑龙江等全国诸多省、市、自治区。

   1980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奖,《大地》。
 

   1987年全国首届城市雕塑优秀作品奖,《春》《夏》《秋》《冬》。
 

   1987年全国首届城市雕塑最佳作品奖(江碧波、叶毓山),《歌乐山烈士群雕》。
 

   《独立·民主·解放·建设》, 获上海全国评选主题雕像一等奖。
 

   《杜甫》, 获全国美展优秀奖。

        提问:叶老师,您能首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成长经历吗?
        叶毓山(以下简称叶):我出生在德阳农村,最初的老师是民间艺术,一个是皮影,一个是绵竹年画,这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。我对皮影有着浓厚的兴趣,自己会描摹、会制作。后来我跟着乡下的一个教书先生学了一点中国画,花鸟和人物都有涉及。

       1953年我在四川美院读书。有一次,为了向传统雕塑学习,我跟王官乙等几个同学从重庆步行到大足去观摩大足石刻,走了整整两天,第二天晚上才到达大足,我们自己带着行李住在石窟外面。当时大足石刻还没怎么进行保护,有一个简单的文管所,没有围墙,也没有栏杆,只有一位姓邓的老先生在看管。我们就在里面临摹,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。

       后来进入了中央美院读研究生,学了很多西方古典雕塑,塑了很多裸体模特。60年代中央美院的学术氛围很浓,我深入地研究了西方雕塑艺术的精华。可以说,我东方、西方、学院的、民间的都学习过,有过一些研究。这对我后来的创作是很有好处的。


        提问:请叶老师谈谈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最难忘的事情。
        叶:我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时,北京军事博物馆创作《毛泽东立像》,选中了我的作品,这应该是我的成名作。这件雕像全国第一个用整块汉白玉雕刻,有4米5高。刘开渠先生说,叶毓山一起步就进入了一个高难度的创作阶段,作品表现了毛主席高瞻远瞩、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度,抛去了多余的细节,主题很突出。

        因为这件雕像,我有幸见到了毛主席。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对我说:叶毓山,你晚饭后不要离开,有重要安排。我问:什么事?他说:让你见毛主席。一听这话我非常兴奋。当晚在人民大会堂看演出,毛主席坐第五排,我坐第十二排,斜着看他。大家都说主席看戏两小时,叶毓山看毛主席两小时。作品完成后,朱总司令来审察,他说了两个字:“像!好!”。没有多余的话,说了就离开了。这件作品对我的影响很大。

        接下来就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集中了70多位雕塑家到北京为纪念堂塑像。很快大家的方案都出来了。一些方案是毛主席挥手,一些方案是毛主席在北戴河,我的方案是主席坐沙发翘二郎腿的姿态。有人嘲笑我说:老叶,你这个不行,纪念堂那么神圣,翘二郎腿不太严肃吧。当时我的理解是,毛主席应该是亲切慈祥的人民领袖,虽然他去世了,但他好像还在与我们谈话。在第一轮评选时,所有站像统统否定。第二轮、第三轮,我的方案始终入选。最后只剩两件方案:一件翘腿的,一件平腿正襟危坐的,最终我的方案选中了!当时《人民日报》报道这件事情,谷牧副总理说:同志们,选出的是翘腿的方案。为什么选这个方案,是因为中央领导认为这是毛主席的常态,他经常的姿态,亲切慈祥。

         这之后我又创作了井冈山时期、延安时期的主席像,一直到今天你们看到的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在延安的群雕。我觉得塑造领袖人物重要的是表现他的一种精神和思想。

 

        提问:在您的创作生涯中,重大的历史题材始终是您最倾心、投入最多的,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一直坚持走这样的创作道路?您如何评价当前的重大历史题材雕塑创作
        叶:我觉得自己的创作题材和思路还是比较多样的,但主要还是历史题材,包括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革命领袖题材。之所以选择这些题材,是因为我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可通过艺术品反映出来。雕塑是石头的史书、青铜的史书。今天我们看到殷商时代的遗留物都是青铜器,其他东西都不存在了,时代的痕迹是通过艺术品保留下来的。我生长在这个时代,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雕塑家之一,我对解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过程从闭关自守到改革开放的变化,都亲身经历。

        我觉得艺术家,既要有对艺术的责任感,也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,我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,这是我毕生的追求。

        一件艺术品的成功,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。艺术品给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感动、震撼,留下来了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。这种时代精神需要艺术家去表现。如果我的作品能够反映一个时代,我感到很欣慰。比如《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》,我辛苦创作了三年,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收益,但我并不觉得遗憾。不仅仅因为这个碑是继《歌乐山革命烈士群雕》后,我的又一件大作品,而且雕塑建成后成为一处全国著名红色旅游景点,更为革命老区兴安县带来了经济收益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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